余瀛鳌：用好古今学术流派之学验

　　余瀛鳌：用好古今学术流派之学验

　　名医名著学验精粹之软实力，是中医药文化释放出的无形影响力，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弘扬光大的。

　　当前各科临床医师要根据自己的临证科别，加学一些有代表性的专科名著。学习不同的学术流派，宜研精覃思，探索其学术临床要点及其对医界的影响程度。

　　学习古今中医学术流派，有利于广开诊疗思路和在诊疗中的取精用宏，切忌胶柱鼓瑟，或浅学少思，否则易生流弊，难以真正学有所得。

　　中医药学的古今“学术流派”，是推动轩岐医学传承弘扬、发展、创新的主心骨，也是必备的基础，他能明确昭示历代中医名家、名著中学术经验不断丰富、发展的精粹内涵，也是历代传承于世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体现，至于如何学习古今名家的学术流派，是青年学子和同道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以下我想谈谈中医学子在师授的基础上，如何学习和临床应用古今不同学术流派的学验问题。浅见不当之处，请多指正。

　　加强对医业重要性的认识

　　中医药学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原创性的医学科学，历代社会均以“仁医仁术”作为医者济世活人的毕生要责，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明代陶华《伤寒琐言》中说：“医者，君子之道也”。说明我们医生的防治疾病，不能忘记作为“君子之道”的重要性。明代医家吴嘉言又说，“夫医药方书，乃拯病资生之轨也”(见吴著《医经会元》)。由此可见，中医古今医药著作文献，主要为医者提供防病治病的武器，故学医者必当多读书、多临证，重视学习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对提高自己学术经验至关重要。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是人所共知的，学医者在学习临证过程中，加强对医业的认识，关键又当明其理。明理有一定的难度，故清代陈祖舜说：“窃思医道之难也，不难于行其道，特难于明其理。理有未明，欲无误于世也难，欲有济于世也更难。”

　　鄙人认为，医道之要，在于济世愈疾、传承创新。古今名医名著所反映的不同学术流派，是中医药文化的精华。当前的中医药学，越来越受到国际临床医学的重视，名医名著学验精粹之软实力，是中医药文化所释放出无形的影响力，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弘扬光大的。

　　要选学高水平的学术流派

　　轩岐医学从古到今传承、发展，并不断地产生新的学术流派，是历史的必然。历代医学家之所以尊崇《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早期医学典籍，是因为在这些经典医籍的推动下，医学才能不断地获得传承与发展。人所共知，奠定中医临床医学基础的是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张仲景的学术临床基础，渊源于《黄帝内经》，清代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说：“伤寒之书，本于《内经·热论》”，或谓商初之伊尹，伊氏首撰《汤液经法》，对仲景方亦有颇多影响。仲景论著中所写的杂病，亦多见于《黄帝内经》，可见仲圣的临床奠基之作，学术源流久远。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影响，堪称“无出其右”。明代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说：“《伤寒论》之书，仲景氏统道重教之遗经。治病用药大法大药之艺祖……旨多微隐，而理趣幽玄。”故历代名家或学术流派，无不受其启悟、影响。包含历史上的“四大家”(张仲景、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或“金元四大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而言，所有的学术流派，均尊崇张仲景这位学术流派之祖。

　　至于学术流派的传播，古代主要是依靠师授或父子相传以及学术团体(包括函授和其他医教组合)的教学作用，其中有些属于传承比较清晰的，如宋濂为朱丹溪《格致余论》题词，谈到刘完素之学如何从北到南的概况。他说：“独刘之学，授之荆山浮屠师，师来江南，始传太无罗知悌于杭。”朱丹溪中年拜师罗知悌，说明学术流派传播和变化情况。其中又可见丹溪之学，刘河间学派的传承，但我们通读朱丹溪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张仲景、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王海藏等诸多学术流派影响，最后形成了“杂病用丹溪”(明·王纶《明医杂著》)的重要学派。

　　但学术流派的形成也可以是自学、博学形成的。如宋代钱乙(仲阳)，他父亲钱颖是医生，但早年外出未归，未能亲授其子，故钱乙又向其姑父吕氏学医，钱乙主要自学古代儿科名著，通过个人临床实践，撰著了古代学术影响最大的儿科名著——《小儿药证直诀》，后世尊之为“儿科鼻祖”。我们再看《小儿药证直诀·钱仲阳传》，获知钱乙“为方博达、不名一师”的传承、方论特点，他是在“勤求”和“博取”方面为后世树立了中医学派的典范。我又想起公元五世纪南北朝的南齐名医褚澄，他在《褚氏遗书》中的“博涉知病”一语，这是我们治学和学习各家流派至关重要的精论。

　　当前各科临床医师，要根据自己的临证科别，加学一些有代表性的专科名著。比如，外科医生应选读《外科正宗》(明·陈实功撰)、《外科证治全生集》(清·王维德撰)、《疡医大全》(清·顾世澄撰);妇科医生选读《妇人大全良方》(宋·陈自明撰)、《济阴纲目》(明·武之望撰)、《傅青主女科》(清·傅山撰);儿科医生宜选读《小儿药证直诀》(宋·钱乙撰)、《幼科发挥》(明·万全撰)、《幼科铁镜》(清·夏鼎撰);眼科医生宜选读《银海精微》(原题唐·孙思邈撰)、《原机启微》(元·倪维德撰)、《审视瑶函》(明·傅仁宇撰)等，喉科医生选读《咽喉脉证通论》(作者不详)、《喉科指掌》(清·张宗良撰)、《重楼玉钥》(清·郑梅涧撰);骨伤科医生选读《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唐·蔺道人撰)、《伤科补要》(清·钱秀昌撰)、《伤科大成》(清·赵竹泉撰)，以上论著，均是临床各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名著，专科医生当予精心阅习，结合临床应用，熟悉这些临床文献，我们在学术流派学习方面，一定能学有所成。

　　至于当前随师学习临床各科医师，首先要学习老师的学术经验，因为这应该是传承的重点，老师的专长就是学习前贤名医名家的学术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应予认真学习。

　　重视勤求与博取

　　学术流派之所以获得古今名医、大家的重视，因为他是直接指导临床诊疗的。建国初，先父无言公作为上海的“经方派”(又有称之为衷中参西派)名家，他在学术上特别重视仲圣所说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1956年，当时我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主办的首届西学中研究班的学员，在先父的倡议下，我又拜在秦伯未先生门下，秦老也是反复向我强调仲圣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交代了他毕生治学的经验，他说：“学问的增长、学术经验的丰富，主要靠学习、钻研、积累、探索，这八个字”，作为一名医者，勤学与博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认为，学习不同的学术流派，宜研精覃思，探索其学术临床要点及其对医界的影响程度，而我们所兼学的古今学术流派，对充实和提高个人的诊疗思路和临症水平，也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谨记汉代大儒王充《论衡·别通第三十八》所说的“不览古今，论事不实”这句名言，说明勤求与博取在医学学术流派学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适当考虑临症中的创意性

　　我们学习古今中医学术流派，有利于广开诊疗思路和在诊疗中的取精用宏，又切忌胶柱鼓瑟，或浅学少思，否则易生流弊，难以真正学有所得。我在六十年的从医生涯中，突出的是研读中医临床文献，并力求与诊疗相结合，学习中至关重要的是，宜力求明理。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说：“夫医学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辩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清代王旭高在《退思录》说：“明理必先遵古训、见机也要合时宜”，他又说：“技巧多有规矩生，巧中规矩是精英。”重要的学术流派都重视审查病机，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就指出，“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明代张景岳《类经》释云：“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古今名医、大家都十分重视“病机”的学术临床研究，因为它关系到诊治的机要、决策，其中有若干名家，在医疗实践中予以灵变，获得创意性，这当然有利于临床医学的发展。今试举一例，清代最著名的临床医学大师叶天士，他向后世学者提示，在学习先贤的学术经验中不能随意的“越规矩”。并说：“仲景而下，如河间、丹溪、东垣、洁古、海藏诸贤，衡证衡脉，用药立方，丝丝入扣，不偏不倚，如物之有衡焉。”(见《叶选医衡》)。其中我们既看到了叶氏学术临床所遵守的前贤学术流派，又了解到叶氏学习前贤学术，主张不偏不倚，强调一个“衡”字，实际上含有“择善而从”的思路与方法。

　　最后，我想谈谈我个人的学术流派。我学习中医是“父传师授”的，但当时从学的时间并不太长，建国以前念中学时，碰到放寒暑假，有时，也去我父亲的诊室，给他抄抄方子，但我父亲有固定的学生、徒弟协助诊病，抄方，我当然是比较次要的，真正抄方并不多。1955年，中医研究院派代表敦请家父赴京工作。次年春，家父抵京工作，曾为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首届“西学中”研究班任教，当然在家里我也有机会向他提问学术疑点，但缺乏临症学习机会。1956年，我有幸拜在秦伯未先生门下，秦老为我们班讲过《内经》，我也曾跟随秦师出过一些门诊或会诊，当时我是中医研究院的职工，不能过多或任意地请假，所以临症指导的机会也不多，当然也受到了父传师授方面一些学术临床影响。秦老是孟河四大医派之——丁甘仁先生的嫡传弟子，所以有人在著述中将秦老、我以及我的一些弟子，也列入“孟河医派”。

　　如果说，我受“孟河医派”的影响，那也只是学术经验的总体方面(包括诊疗和遣方用药等)，推崇“王道医学”，即重视扶正祛邪，而在实际诊疗中，又有一些变化发展，譬如在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当时病毒性肝炎(以乙肝居多)盛行，秦老告诉我，当时的病毒性肝炎大多属于中医所说的“肝燥胁痛”证，他主张用《续名医类案》中的“一贯煎”加减，我受他的诊疗影响较明显，经常用一贯煎合柴胡舒肝散加减，确是提高了疗效。后来，我又在多年诊疗中化入“三鸡”(鸡内金、鸡血藤、鸡骨草)加减，疗效较前又有提高。其中鸡内金用于患者消化不良，鸡血藤有活血通络作用，鸡骨草有增强肝细胞免疫功能、改善肝功指标的作用。至于肝硬化，我又吸取先父治疗臌胀的立方、遣药经验。

　　尚需加以表述的是，有些新方是个人学习医籍文献中的古方加以变化发展而形成的。譬如说，我生平经治过的癫痫证比较多，早在1960~1961年，我在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医院曾经治疗多例癫痫病症，当时查阅古代医药文献，其中有《外科全生集》转载的白金丸(白矾、郁金)，我曾予以试用，总的疗效不够理想。随着临症的深入，我又深感癫痫的病因病机比较复杂。近二十年来，我在多例癫痫中琢磨了一个白金丸的大加味方，主旨以“潜镇止痫、化痰通络”为大法，其中的必用药是生龙齿、生牡蛎、生白矾、郁金四味药，经常选用的加味药有桃仁、杏仁、僵蚕、竹茹、胆南星、陈皮、半夏、丹参、赤芍、红花、鸡血藤等药。对于一些顽固、频发病症，往往也加用琥珀末分冲，以上药物往往根据患者不同的病因、症候予以调整。如痰证比较明显的，祛痰药宜多用，如患者有头部外伤史的，又宜多用通络祛瘀的药物。应该说这是“白金丸”的大加味方，疗效较白金丸有明显提高，这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发展。

　　我生平临症，遇疑难危重病证，主张多多涉猎前人的医案医话。医案的重要性，几乎人所共知。至于医话，民国时期医学大家曹炳章先生说：“医家之医话，犹儒家之笔记，最能益人神明。”(见《三三医话》)因为在医案医话中，蕴藏着较多的圆机活法和经验之谈。宋代杨仁斋《仁斋直指方》云：“窃谓医虽小道，乃寄死生，最要变通，不宜固执”。他又说：“治病活法虽贵于辨受病之证，尤贵于问得病之因。”故我向来主张诊治疾患，宜辨证、辨病与溯因相结合，刚才提到我治疗的癫痫，其方药变化完全要考虑到患者的病因、症候，使疗效有所提高。再者，我还受明代医家孙志宏《简明医毂》的影响，他主张对多种病，探索研究其通治效方。我认为这将有利于临床医学的交流，也有利于中医药学更多地步出国门，面向世界。因此，我在生平研究临床文献的通治方方面，多少下了一番功夫，曾与前上海中医药大学文献所所长萧敏材教授等主编了一套中医通治方的丛书——《中医通治方精选》，这可能是当前第一部通治方专著，其中的选方，反映古今医家、名著中不同学术流派的诊治经验。(中国中医药报)